疫情記者會之外，我們看不見的醫藥記者工作實況
去年疫情爆發以來，民眾對於天天召開的記者會習以為常，除了獲取疫情的資訊外，許多網友也十分關注記者與行政官員的「互動」。鏡頭背後，網友看不見的醫藥記者工作實況長什麼樣子？
4月29日在政大新聞館，媒體翻譯蒟蒻與政大傳院 Media Talks 邀請《聯合報》元氣中心醫藥組記者楊雅棠與《民視》生活組記者陳子凡，分享他們在報社與電視台的第一線工作經驗。
活動影片紀錄：https://youtu.be/x67LF-B5ypU
從公關室到記者室的報社記者——楊雅棠
上線兩年多的楊雅棠，其實並不是傳播科系出身，公衛系畢業的她，在讀完研究所就走上公務員之路。從一開始被分發到健保署，後來轉到疾管署公關室，楊雅棠的工作就是不斷舉辦議題性的記者會。「我的人生就是『鳳梨＊』的命，」她自嘲，自從進入疾管署後，她因為 H1N1、伊波拉病毒等疫情，一共見證了四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成立。
當時的政府對於社群經營還不是那麼熟悉，楊雅棠的工作就是在每次記者會的幕後監控網路輿情，並在會後透過社群媒體與民眾互動。曾經當過「1922 防疫達人」小編的楊雅棠，為了精進傳播、行銷、公關的學識，決定重新捧起書本就讀台大新聞所，沒想到反而因此燃起了記者之魂。新聞所畢業後，楊雅棠加入《聯合報》成為醫藥記者，卻在上線沒多久後就碰上 COVID-19 的疫情。
「難道政府給的答案就是正確的嗎？」
重返疾管署，楊雅棠坦言，以記者的身份看到以前的長官對她來說非常地尷尬。原本需要畢恭畢敬的主管變成自己在記者會上必須質問的對象，而隨著視角的不同，自己也不能像過去只想著將政府的資訊傳達給閱聽眾，反而得試著思索 — — 難道政府給的答案就是正確的嗎？
「難道我們就是只能一味接受政府給的立場跟觀點嗎？那我們就只要央視就好了啊！」楊雅棠話說得直接，這道問題卻是她剛踏入新聞業時，不停給自己的叩問，「以前會很輕易地接受上面防疫醫師、教授的訊息，可是其實當你靜下心來想的時候，你會發現原來一般民眾也可能有疑慮。很多時候記者的提問也是來自身邊朋友的問題，你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有那個義務在記者上問出來。」
記者與公務員，除了在記者會上的立場不同，上班時間也有極大的差別。楊雅棠表示：「我們每一天其實都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。」以《聯合報》為例，醫藥記者的工作是依照部會（例如疾管署、食藥署、健保署等）指派，此外每個人還要再分配相關機構（例如醫院、基金會、藥廠等）的新聞。對每個記者而言，早上8點在立法院待命是常有的事，最早的行程甚至有早上6點的。主線是食藥署的楊雅棠回憶，去年除了疫情，她還要追萊豬的新聞，「我身上也背了台北的榮總（醫院），所以去年我也參與了一件大事叫做『李登輝去世』。」
每天必經的報稿、放榜、寫報版行程，常常一忙完已經是晚上10點多，也難怪楊雅棠自嘲越來越沒有朋友，「記者常常不能跟朋友吃飯，或是約了吃飯，結果發現題目超多。」
每一次採訪，就像又上了一堂課
成為記者後，楊雅棠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：「當記者會後悔嗎？」對此，她坦言，當記者確實真的很累，工作時間不固定、沒有確切的上下班時間、在記者會上發問還會被罵⋯⋯但是相比公務員每天待在辦公室的日子，她更喜歡以記者的身份到處去走、到處去看，「當醫藥記者不錯的是，每一次採訪醫生、專家好像又上了一堂課一樣，而且同業之間的感情都滿好的。」
對楊雅棠而言，不管是在疾管署的公關室或記者室，她的目標都是把正確的醫藥資訊傳達給廣大的閱聽眾，正所謂「新聞無畏、消息無偏」，這是她在疫情的亂世中，給自己所下的目標。
與壓力為伍的電視台記者——陳子凡
政大新聞系畢業的陳子凡，進入職場後從《華視》的編輯、《壹電視》記者、《台視》記者，一路轉換到現在的《民視》。「電子媒體每一個記者通常都要扛兩條線，」陳子凡說明電視台記者的工作型態，曾經主跑娛樂線、以醫藥作為代線的他，因緣際會把主線換成了醫藥，正好就碰上 COVID-19 疫情的爆發。
不同於報社記者，電視台記者的工作時間通常會被拆成早上跟下午。3個多小時內，記者需要完成報稿、約訪、採訪、撰稿、做帶等流程，每天都必須承受兩次龐大的時程壓力。陳子凡提起疫情高峰時期一次最急迫的經驗，「記者會開完已經傍晚六點，然後晚上七點就要播晚間新聞，我只有30、40分鐘要把新聞從0做到100，如果沒有達成就完蛋了，因為是頭條，一天最重要的事情。」
「與壓力為伍」似乎是電視台記者的工作日常。在記者會召開當下，陳子凡除了需要聽打逐字稿、記錄發言人在幾分幾秒說了哪些事情，還要快速消化記者會的內容並即時舉手提問，除此之外的空檔也要把記者會的訊息會報給主管⋯⋯短短一個小時內，要完成所有的事情恐怕真的需要三頭六臂。
「畫面」是電視新聞不可或缺的要素，而為了充實報導的畫面性，陳子凡必須在疾管署扮演公司的前鋒，時時打聽當天可能的新聞點，如果發現新增案例可能的社區足跡，就要快速通報駐地的記者，請他們先準備做新的一條新聞。
電視台記者：時程趕又多工
時程趕、多工的工作性質，也讓陳子凡學會偵探般的本領，他可以從記者會的出席者推測當天要宣布的政策，「我們知道越大的人出席會有越大的事情，如果都是陳時中出席就代表今天會很忙，如果只是莊副（莊人祥）出席的話，那我們就知道今天應該只有境外。」
另外，「堵訪」也是電視台記者很重要的技巧，陳子凡說明，「有時候陳時中的公開行程沒有安排聯訪，你就要在他進到活動會場的中間把問題問完。」曾經在一棟大樓裡，他利用陳時中搭手扶梯的時間完成了採訪，整個過程只有短短十幾秒鐘，「所有事情都要沙盤推演，包含攝影記者要站的位子、拍攝的角度。」
儘管工作如此繁忙，還是有許多記者同業會遭到網友批評，甚至肉搜。陳子凡表示，網友的評論的確造成不少同業的壓力，雖然他自己並不會特別去看網友的批評，但是他也希望民眾能夠更認識醫藥記者的工作幕後。現在工作之餘，他也開設了「醫起543」的 Podcast 節目，希望能傳播正確的疫情資訊，也降低民眾對於記者的誤解。
在電視螢幕前採訪了五年多，陳子凡談起自己的工作還是充滿熱情，「有時候下班之後去餐廳或小吃店，看到自己的新聞、自己的聲音，每個人都很專心地聽、獲取必須知道的資訊，我就能從中獲得成就感，這是我在這裡的價值。」
活動現場問答精選
兩位對於先前網友連署要求「記者提問實名制」有什麼看法？
陳子凡：同意記者要報上媒體名稱，因為在記者會現場代表了媒體身份，問的問題是需要受到檢視的。但沒必要報到記者個人名字，因為有些問題是主管、政治組或社會組交代下來的問題，非個人提問。
楊雅棠：同意報上媒體名稱，也是讓台上的人知道是哪家媒體的提問，但不需要報記者名字，因為報導其實都會寫上記者名稱，以示負責。而記者會上如何提問，都是記者的工作手法之一，沒有必要被置喙，而且之前也曾發生過網友肉搜記者的事。
如果記者和政府的消息來源關係不錯，會與媒體第四權的角色有所衝突嗎？
陳子凡：的確是因為疫情變得跟指揮中心熟悉很多，工作上會比較好訪問，但該質疑的時候還是會質疑。
楊雅棠：就像跟同業之間的關係要拿捏，跟受訪者之間關係也要拿捏，跟對方熟不代表就要接受他所有的意見。即使跟指揮中心關係比較好，但僅止於平常聊天，如果對方要餵消息給你，也要去質疑他背後的動機。
疫情記者會上，兩位有沒有觀察到國族情緒在裡面？就是覺得台灣防疫做很好，記者跟政府要站在一起？
楊雅棠：不會，因為像平面媒體的同業每天都會吐槽，記者也會往最壞的方向去推算，更多時候反而觀察到的是政府對記者「餵訊息」的關係。
陳子凡：不會，因為主管會有非常多批判的意見，記者也會從政府提供的訊息中找地方去質疑。
兩位如何權衡媒體立場與記者個人的想法？
陳子凡：曾經遇過主管指示我去疫情記者會問不適合的問題，資深的記者會直接跟主管解釋這個狀況，我自己則是會選擇不問。
楊雅棠：剛開始會很抗拒、反抗，但如果現在主管要求問蠢問題就會問，並且希望官員快點打臉自己，然後再回報到群組。
紙媒沒落的情況，會不會覺得報紙對社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小？
楊雅棠：我覺得這不是一個記者可以去解決的問題，但是對我來說，不管是紙媒或電視台，內容這件事情還是重要的，不管媒體最後怎麼轉型，還是要看下一個內容型態是什麼樣子，然後朝向那個方向前進。
陳子凡：電視台其實也是夕陽產業，所以電視台也必須面臨很多轉型。現在電視台的網路組也不斷在擴編，所以我覺得我們自己在面臨轉型的時候，要多培養自己的專業能力，文字記者可能不只要會寫字，還要會剪、會拍。我們必須要自己多培養能力，這是我們面臨轉型的時候需要去增進自己的地方。
＊鳳梨：台語為「旺來」，語意上指讓新聞事件發生的機率更旺。
